昆明水产品销售交流组

2016年十类最受关注的政法舆情事件

楼主:法制网 时间:2018-12-07 14:37:32

点击上方“法制网”可订阅哦!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

纵观2016年全国各大政法舆情事件,法制网舆情中心将其划分为十类,并进行简要评点,希望对各级政法机关的舆情应对工作有所助益。

典型案例:LY案、兰州大学生被警察“打屁股”、深圳警方强制传唤两女孩、黑龙江交警设岗收钱等

警察执法历来是舆论焦点。


2016年发生的多起警察执法不规范事件被当事人通过照片、视频等形式直接曝光,引发舆情风暴。其中大部分事件,涉事警方及时通报事实、诚恳致歉、严肃处理责任人,最终平息舆情。而个别事件在后续调查处理、审查起诉等环节仍存在较多争议,网民只能在不解、悲愤、失望、担忧的情绪下以一句“公道自在人心”聊以慰藉。


2016年5月2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2016年7月26日,郭声琨在全国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上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全面实施《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增强法治意识,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久久为功,深入推进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执法公信力和人民群众满意度。


期待2017年,警方执法更加规范。


 点击链接: 

LY案(一)

LY案(二) 


典型案例:聂树斌案再审宣判无罪、陈满案再审宣判无罪、江西乐平奸杀案改判无罪、云南幼儿园投毒案钱仁风获国家赔偿、呼格吉勒图案追责结果公布等

2016年年初,陈满案再审宣判无罪,年底牵动人心21年的聂树斌案再审宣判无罪,随后江西乐平奸杀案4被告改判无罪。广大网民在认可错案纠正的同时,对国家赔偿追责的关注度与日俱增。


聂树斌家属申请1200万精神赔偿、呼格案追责均为行政处罚等案情引发舆论对国家赔偿标准、错案追责标准,尤其是相关法律依据的探究。不难看出,制度化纠错、惩戒责任人成为舆论共识,提示政法机关需完善纠错制度。


期待2017年,蒙冤之人都能昭雪,错案纠正有法可依。


 点击链接:

【研究】陈满案再审宣告无罪舆论引导策略

从云南巧家投毒案平反看检方如何引导舆论

【长文】近观呼格吉勒图案追责风波


典型案例:北京昌平女法官马彩云被枪杀事件、寿光法官在曹县办案遭“围殴”、江西永修看守所民警被杀、黑龙江辅警被杀事件等

政法干警身处一线,是各种社会矛盾的调停者、化解者,而这恰恰也导致他们容易受到冲击和伤害。


2016年,北京昌平女法官被枪杀事件引发舆论震动。有媒体评论,马彩云是建国以来第一个死于当事人谋杀的法官。与此同时,一线交警、刑警、治安警察等政法干警流血牺牲的事件也频频被曝光。


舆论据此对袭警入刑、政法干警职业保障等议题展开深层讨论。据法制网舆情中心统计,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媒体公开报道共提及714起袭警事件(包含公、检、法、司),每2.4起案件中即有一名干警死亡。


期待2017年,舆论对政法干警遭袭事件多点理性,公众对执法人员多些敬畏。


典型案例:山东临沂徐玉玉事件、广东惠来县准大学生蔡淑妍因被骗光学费投海溺亡、吉林一云南籍大学生疑遭电信诈骗失联数天后尸体现湖边、清华大学教授被骗1760余万元等

电信诈骗是近年来公众普遍关心的社会话题之一。每个人的身边可能都存在遭受电信诈骗却维权无果的亲友。


2016年,山东临沂徐玉玉事件成为引爆公众不安全感的导火索,之后全国多地类似事件陆续被曝光。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也不断提升。据报道,2016年前11个月,公安机关共破获9.3万起电信诈骗案,避免群众财产损失48.7亿,并从西班牙、肯尼亚等多国引渡电信诈骗罪犯回国。这不仅对电信诈骗犯罪形成威慑,也使公安机关取得公众信任。


值得警惕的是,与电信诈骗事件紧密相连的是公民信息泄露。目前,信息买卖灰色产业链越来越受到舆论关注,但凡有一个类似临沂徐玉玉事件这样的典型案例,信息泄露议题势必会再次引爆舆论。此类事件中,不仅公安机关承受着较大的案件处置压力,其他有关监管部门也将面对舆论呼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压力。


期待2017年,电信诈骗犯罪得到遏制,公民隐私信息受到保护。


 点击链接:

临沂女孩遭电信诈骗离世舆情解析

【舆情研究】由极端个案引发“电信诈骗”话题井喷


典型案例:甘肃武威抓记者事件、黑龙江甘南警察殴打暗访记者、山东德州警察打记者、河南鹿邑法院暴力阻止记者采访、安徽电视台记者与警察发生冲突等

自2015年深圳警察吃娃娃鱼事件引发“政法官微‘叫板’媒体”以来,“警媒关系”这一关键词就频频现身舆论场,甚至被贴上了“警媒对立”的标签。


发生在2016年第一季度的甘肃警察抓记者事件在年末时被曝“涉事记者未获国家赔偿、被禁言、不得接受采访”,再次引发舆论哗然。更引人关注的是黑龙江甘南警察殴打暗访记者事件,有关舆情公司也被卷入冲突,刺激舆情高涨。与媒体发生冲突的不仅仅是警察,还有法官——河南鹿邑法院暴力阻止记者采访的视频引发颇多争议。


政法机关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如何提升政法干警的媒介素养等议题需要引起重视。除此之外,部分警察自媒体在此类事件中的“舆论站队”现象也值得关注,尽管他们的发声符合部分事实,但其体现出的“立场第一原则”仍然招致不满,甚至遭到“撕裂舆论场”的严重批评。


期待2017年,更多政法机关学会接受媒体监督,更多网民理性看待每起个案。


 点击链接:

甘肃武威记者被抓事件中的“三个不足”“三点经验”


典型案例:宁夏公交纵火案、上海浦东机场爆炸案等

面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公安机关的处置机制不断完善,无论是案件实体处置还是信息公开、舆论引导,都趋于成熟。


在2016年的宁夏公交纵火案和上海浦东机场爆燃案中,警方处置及时果断,信息公开透明准确,保证了公众对事件的知情权,有效杜绝了谣言滋生,大大提升了公众安全感。另外,有关部门在事后进行深入反思,对事件发生原因、安保措施改进、公共场所安全监管等问题展开探讨,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期待2017年,事前矛盾纠纷排查和防范机制更加完善,少一些极端维权事件。


 点击链接:

公交纵火再现宁夏:“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亟需落实

【经验】总结上海浦东机场爆燃案舆情引导四原则


典型案例:广西律师吴良述“撕裤门”事件、周世锋等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审判、李金星律师扰乱法庭被罚、深圳律师出庭未着律师袍被处分、青岛律师拒绝安检被法院要求写检查等

律师在政法舆情事件中一向勇于发声,致力于通过个案追求法治公平正义。


2016年,律师本身涉舆事件也成为政法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作为知法用法的律师,公然扰乱法庭秩序违法违纪,不遵守律师职业规范与法院起冲突等行为,引发较多关注,律师自身素养仍需加强。此外,2016年《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修订也引发律师群体的热烈讨论,希望能对律师行业的发展起到规范化效用。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律师仍将频繁介入舆情事件。政法机关应转换视角,把律师视为共同推进法治建设的有益力量,而非视之为相互对立的另一方。政法机关不妨加强与律师的沟通,学会与律师打交道。同时,有关部门也需依法对律师行业加强管理,清除害群之马,使律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更能成为推进社会法治进步的助力器。


期待2017年,法律职业共同体能有效消解隔阂,共同建设法治中国。


 点击链接:

广西律师“撕裤门”:多方介入促理性维权


典型案例:贾敬龙死刑执行风波、男子追砸运钞车被击毙、江苏交警张际勇溺亡事件、深圳交警罚看远光灯、天津交警带酒驾司机到太平间外醒酒等

2016年,争议性政法舆情事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争议性案件和争议性创新举措。


争议性案件中,舆论习惯于按照自身的认知框架,基于不完整、不清晰的事实展开很有可能并不正确的“脑补”,导致舆情导向偏颇、舆情发展偏离法律框架。面对近乎偏执的舆论,政法机关如何主动做好事实通报、法律解释等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切不能任由舆论误读蔓延,贻误发声时机。


争议性创新举措中,深圳探索让民警开警车回家、交警罚看远光灯等引发热烈讨论。对于此类舆情,支持和反对的公众都不在少数,但他们也形成了共识:要规范管理、要有执法效果——不能让新举措和执法行为过于随意。


典型案例:王宝强马蓉离婚案、美国球星乔丹起诉中国乔丹商标侵权案、傅艺伟吸毒被抓、宋冬野涉毒被抓、冯绍峰高速路骑摩托照未悬挂号牌等

2016年,舆论对朝阳群众举报明星涉毒的新闻已司空见惯。


这一年,王宝强马蓉离婚案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在当事双方选择走法律程序解决问题时,法院自然面临极大的舆论压力,但只要秉持“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并做好信息公开和专业解读,自然能避免被卷入舆情。


值得肯定的是,一批法律类公号(包括法院、司法行政、律所等)迅速借此展开了一波声势浩大的普法讲座,从离婚财产分割、侵犯名誉权等方面逐一展开。这标志着舆论对明星涉法事件从“看热闹”到“看门道”的转变。


明星涉法事件自带“光环”,如果能利用好涉事人员的强大影响力,势必能让普法效果事半功倍。未来政法机关将肩负起更多的普法责任,逐步引导舆论走向理性、法治。


 点击链接:

你只关心宝宝离婚案怎么判?我们更关注法院释法怎么办

【研究】当明星撞上法律 提升“法商”的机会来了


典型案例:山东问题疫苗事件、魏则西事件、罗一笑事件、和颐酒店女子遇袭事件、常外毒地事件、高考减招群体性事件等

2016年,很多舆情事件虽不直接涉及政法机关,但最终的处理却大都进入政法视野,此类事件也被我们纳入政法舆情范畴。


这类社会性热点事件的共同特征是,舆情爆发之初大多以社会新闻的形式进入舆论视野(尤其是微信朋友圈),而后在社会的广泛关注下,政法机关及相关政府部门介入。


此类事件中,我们能晰看到舆论传播“非理性”和“强自净”的双重属性。政法机关需要思考的是,面对非理性的舆论传播要如何应对和引导才能及时启动舆论场的自净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及时介入处置(如继续严查问题疫苗流向、抓捕和颐酒店强行拖拽的男子及犯罪团伙、遇群体性事件妥善维持现场秩序等)和发布权威信息并重。如此一方面遏制事态的恶化,一方面向公众事件告知真相,以此对抗无序传播可能带来的复杂问题。


 点击链接:

警方处置“和颐酒店女生遇袭”舆情的四点启示

【追踪】和颐酒店女生遇袭 警方回应仍需跨越“三重门”

江苏常外“毒地”事件:如何维护政法机关公信力?

从高考“减招”事件,看公共政策发布如何规避舆情风险


2016年已经过去,但所经历的一切已让我们学到经验、受到教训,既要以史为鉴,也要引以为戒。

总结2016年,大部分舆情事件的触发,并非来自政法机关新闻舆论工作的不足,而是源于实际工作中的疏漏或不规范。


期待2017年,有关部门对舆情工作的理解不再停留于舆论层面(如管控、引导等),而是能够深刻领会“实情决定舆情”这一观点,真正做到“做好实情,减少舆情”。


作者 钟杏梅    


本期编辑    于澄  李金凤




朋友 图片 表情 草稿箱
请遵守社区公约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